明朝廉吏袁黄（1533年—1606年），号了凡，浙江嘉善人，以《了凡四训》享誉四海，是传统善学的集大成者。他考中进士后出任宝坻（今天津宝坻区）知县，全身心投入当地各项建设，勤廉爱民，为民谋利，绩效卓著，彻底改变宝坻面貌，成为地方治理的典范。

袁了凡带着敬畏心上任，履职之初便至城隍庙，藉由祭祀向神明发誓而描绘了其施政蓝图。他在致友人书中，还用“上报朝廷，下酬知己，无负生平报国之心”来明志。为此，他拟定用以自警的《当官功过格》说：“申请蠲免，使地方得受实惠，算三千功”，“加派增粮，算千过”，“听讼能伸冤理枉，一事算一功；能诲诱顽民，平其忿心，使之无讼，算十功”。他把每日所做之事，用正负数字标示善恶，毫不遗漏记录下来，以自省自律，改过迁善。

他还提议“每人各置一籍，每日所行之事，或善或恶，随手记之，月终一会，出簿互观”。经其身体力行地倡导，《功过格》遂盛行于世。宝坻官民评价，他以清廉俭朴要求自己，以慈和仁爱对待百姓，以恭敬谦逊对待上级，以光明正大和睦同僚，以礼仪法度训教生员士子，以赏罚分明管理县吏差役，以至真至诚感动天地。

袁了凡任知县之初，连年水灾造成全县饥荒。他把救灾济困作为“急务”，用自己的薪俸来抵偿赋税。他及时申请开仓放粮，摸清贫困孤老的生活状况，分出轻重缓急，因人因户分别救助，并要求官吏亲自发送，严禁克扣。

袁了凡以民众之心为心，所作所为皆利民惠民。他遍访乡里，关心百姓疾苦，饥时给粮，寒时送衣，遇到卖儿女者，他捐银赎回。他体恤民生，重视生产，劝农兴农，轻徭减赋，弛禁缓刑，为百姓脱厄解困。他疏通河道，筑堤防涝，因势利导，变水患为水利，并引来优良稻种推广，为无数百姓开启救生之路。

袁了凡躬行教化，是知行合一、身体力行的典范。他总是说自己所做，做自己所说，凡是要求别人做的，他首先自己做到。他廉洁奉公、克己爱民，以其实际行动影响周围的人。他平易近人，不尚威严，却不失威信。他尽职尽责，加强吏治，既严格要求下属，强化其责任心，又如朋友般关心体贴，时常教导，给予爱护与赏识，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。这使袁了凡与同僚保持着良好关系并赢得其信任，也使宝坻官员的整体面貌和行政状况得到改善。

二

袁了凡为官以清廉为原则，常告诫同僚：“大抵人生财禄，原有定数，贪者枉自秽污，而终身不能得一毫非分之物，廉者落得清修，而终不失吾命中所有之财”，故“我辈既号同心，各当砥砺名节，以清廉自誓”。他力行节俭，对日常生活有详细规定。如，约定每次宴会，只备五样菜，不许宰杀牲畜，“随时鲜果，或用一二，不得过丰”，倡导谈诗书礼乐，或商讨解决民间疾苦，不说他人是非和鄙俗之事。

县衙附近原有熟食店，多有顾客在此购买用于打点府吏，由于他清正廉明，对案件随察随结，没有积压，以至于客户稀少，后来店家只好转行。著名思想史学者朱鸿林教授指出，袁了凡首先是一位“廉吏”，在他身上集中体现出历代先贤的民本思想、明德之志、勤勉精神和廉洁操守。他的为政风格，可用一个“廉”字来概括，廉惠、廉能、廉明、廉直，这是其成功之道。

袁了凡极为重视司法和狱政，但他的公堂十分冷清。《宝坻政书》载：“先生慎用刑，常终日不笞一人，经月不拟一罪……民有犯罪者，必反复晓谕，令其悔悟自新。”虽“常终日不笞一人，经月不拟一罪”，但他要求凡遇诉讼，应当从速审理，“一人在狱，举家不宁，故犯人不可轻系”。他审理诉讼，秉公断案，为冤枉者开解，得再生者数十人。他对罪犯不严刑逼供，而是教导向善，谕之以理，责之以义，使其发自内心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。他常给狱囚讲行善得福、作恶得祸的事理，犯人听后感动得泪流满面。袁了凡审慎用刑，注重以儒家伦理教化民众，甚至悉心照料囚犯的饮食起居。

上述做法很快收到奇效：他来宝坻第二年秋，连日大雨导致监狱屋墙倒塌，而囚犯们相互劝诫守法，竟然无一人逃逸。当他离任时，剩余囚犯相继脱罪无一在押。宝坻在其治理下，以往弊政得以消除，监狱一空而仓库积存增长二十多倍。县内经济复苏，附近流民纷纷来落户，文化教育亦大为改观，呈现出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，全县“官民和谐，情同一体”。

袁了凡上忧国事，下怀黎民，以德治民，依法行政，革除积弊，深得民心。很多人家供奉其画像，每日供饭上香，用敬神一般的礼遇表达对他的崇敬和感激之情。他离任时，除了几大箱书，身无长物，几乎没有路费。父老乡亲十里相送，络绎不绝，从早上拜别到晚上，船还无法启航，场面感人。他离开才十天，当地民众追思感恩不已，自发筹资出力为其修建生祠，祭祀不辍。一百五十年后，清代宝坻知县洪肇楙见百姓对袁了凡仍念念不忘，深受感动，重修祭祠，盛赞他“一疏奏可，万户生春”。袁了凡“在任五年，贤声赫赫”，有口皆碑，受到二十七次举荐，朝野都对其特别关注。随后他主事兵部，奉命抗倭援朝，扭转战局。

三

袁了凡的事业与精神，亦可启迪当世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，要“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、人文精神、道德规范，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”。

吴文新、朱康有教授著《〈了凡四训〉与共产党人的信仰自觉》，从分析袁了凡的道德修养入手，结合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，论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信仰自觉这一重大课题，极具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该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”子课题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”阶段性成果。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为该书作序，他认为：“党性教育就是共产党人的‘心学’，这一论断隐含了对传统美德的资鉴……把党性修养与具体的生存境况结合起来，把外向式的改造世界与内向式的‘反求诸己’，即改造自我融为一体，打成一片，始能真正做到‘知行合一’的心学标准。深入挖掘《了凡四训》中有利于社会和谐、时代进步、健康文明的内容，对之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、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，不仅对普通人优化生命运动、掌控自己命运有借鉴价值，而且对共产党人强化党性修养、形成信仰自觉有借鉴价值。”

袁了凡的思想不仅对当代中国人有着现实意义，其影响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。他的善学思想及其善政实践，是廉政文化史上的重要一笔，值得大力研究和弘扬。我们应以辩证观念汲取其不朽精华，昭明其人性光辉，使之成为构建新时代文化的正能量。（赵建永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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