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国藩和左宗棠是清朝后期两个举足轻重的大臣,但两人个性差异很大。曾国藩是名著当时的理学大师,器识高远、学养深厚;而左宗棠才干超群,脾气超大,常常显得孤傲不群,盛气凌人。因此曾国藩、左宗棠二人龃龉不少,这副对联似可为之佐证:
季子敢言高,仕不在朝,隐不在山,与吾意见辄相左;
藩臣当卫国,进不能战,退不能守,问伊经济有何曾?
上联为曾国藩所撰,通过巧妙嵌入左宗棠的字(季高)调侃他名高而实不高,与自己对事对人的看法和意见常常不一致。下联为左宗棠所对,他依例嵌入曾国藩之名,嘲讽他名为国之藩臣,实则徒有虚名,战场上既不能攻,又不能守,经邦济世也乏善可陈。
此副对联,是带有玩笑性质的互为揶揄之作,不能过于当真,但两人的态度和性情还是显露无遗。曾国藩的诙谐、幽默、涵养,左宗棠的耿介、刚直、峻刻可触可感。应该说,在风云变幻的朝堂上,这样一对能人要处好关系绝非易事。
同治三年(1864年)六月,曾国藩向朝廷汇报军情,其中涉及到清军在浙江境内大胜太平军一事,这个捷报让朝廷很高兴,特别予以嘉慰。可是左宗棠却勃然大怒,因为守卫浙江的正是他,他从此事读到的是,在其守卫的地方出现太平军,这是曾国藩有意指责他防守不严,于是左宗棠修书一封给曾国藩,尽泄斥责和愤激。曾国藩不急不恼,只是回了这样一封信:“我查看同治二年(1863年)七月富明阿将军到蒙城时,曾经给唐训方巡抚写信说‘您实属调动乖方’,与您这次来函同一声调,您博学多师,不单效法过去的贤哲,而且也以近来的名流为师,实在是揣摩之后收获不小啊!”
曾国藩时为两江总督,左宗棠时为闽浙总督,两人同为封疆大吏,按礼制和惯例,相互致函应用征询和商量的口吻,不能向对待下属那样命令和指责,这是“礼”。古人对“礼”极为重视,将其视之为保证国家和人际关系正常秩序的规范和模本,不能轻易逾越和破坏。可是由于富明阿没有多少文化,只是一介赳赳武夫,因而才在给唐巡抚的信中闹了个笑话,成为官场中的笑柄。左宗棠是举人出身,饱读圣贤之书,当然知道其中分寸,只是盛怒之下忘记了其他。曾国藩既不为自己辩白,因为他深知辩也是白辩,自负的左宗棠是不会听其所言的,同时也不与其计较,而是抓住左宗棠在行文中“失礼”之瑕疵,一顿调侃,令人捧腹之余,也让左宗棠羞愧难言。
曾国藩的儿女亲家郭嵩焘也是晚清一位重要人物,他曾在皇帝身边参与枢要,很受宠信,在左宗棠被人弹劾陷入危境时,慨然相助,才使左宗棠躲过一劫。对郭嵩焘的肝胆仗义和锦绣文章,左宗棠均十分佩服,可是当郭嵩焘在广东巡抚任上被人挤兑时,左宗棠却一连上了四道奏疏,弹劾郭嵩焘不称职。郭嵩焘忍不住向曾国藩大倒苦水,曾国藩听了,淡然一笑,告诉亲家左宗棠就是这么个脾气,他不单对你一人,对谁都是如此,只要他认为谁错了,就会板起脸来和谁干,无须计较。曾国藩还推荐他试一试自己钻研出的“六不”的法子,即“不诟、不詈、不见、不闻、不生、不灭”,就是不辱他、不骂他、不见他、不问他、不捧他、不害他。一句话,君子和而不同。郭嵩焘听了,茅塞顿开,两亲家翁哈哈大笑起来。
左宗棠西征前,曾国藩和幕僚吕庭芷论起左宗棠,曾推心置腹地说:“西北边疆的事情,除了左宗棠没有谁能够胜任,不要说我,就算胡林翼再生,也同样代替不了他。你说他朝内没有第二人,我说他是天下第一。”这固然有曾国藩一贯的谦虚在其中,但其推崇之情却是真诚的。左宗棠在前线做韩信,曾国藩在后方做萧何,军需粮草全力支持。岂止是这次,曾国藩一生鼎力助左的事情多了,一直到他去世为止。
曾国藩生前,左宗棠没少批评他,但曾国藩去世后,左宗棠却是一改以往。在西北军营中,他问幕宾:“人家都说曾左,不谈左曾,何也?”一青年狂士一语石破天惊,举座瞠目结舌:“因为曾国藩心目中有左宗棠,而左宗棠心目中从来没有曾国藩,只此一点,即知天下人何以言曾左而非左曾矣!”左宗棠出人意料地起身谢曰:“先生之言是也!曾公生前,我常轻之。曾死后,我极重之。”遂郑重手书一联:
知人之明,谋国之忠,自愧不如元辅;
同心若金,攻错若石,相期无负平生。
评价之高,推崇之甚,敬意之深,令人叹为观止,唏嘘莫名。一个桀骜不驯的人,能够由倨而恭以至敬意满满,即可知曾国藩处世与做人的智慧、格局与修为了。(马军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