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的老街上，有一座小小院落，院子里有一株石榴树。每年秋天，一簇簇绽开的石榴挂在枝头梢尾，鲜红似火，就像故居的主人——烈士许晓轩，坚守着赤热的初心。
许晓轩，出生于1916年，他的父亲为其取名永安，字小轩，寄托了对这个孩子的喜爱和祝福之情。幼时的许晓轩勤奋好学，但因父亲早逝，不得不在15岁那年辍学到钱庄当学徒。在钱庄的这段日子里，通过接触不同的人群和钱来钱往、存来借去的过程，许晓轩逐渐认识到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残酷社会现实。后来，他在给三妹许永清的信中写道：中国社会是怎样组成的。中国的厂主是怎样一方面走到买办的路上去，一方面帮助敌人来压迫自己人。中国的工人是怎样的在双层——国内和国外的压迫下生活着。中国的农村是怎样的在穷下去，而都市又是怎样的在畸形发展……
1931年，震惊中外的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了，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蓬勃兴起，许晓轩也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。在新思想的影响和具体的革命实践中，许晓轩决心积极向党组织靠拢，并最终于1938年在重庆光荣入党。
入党后，许晓轩将满腔爱国热情投入到党的工作中。那时，日军飞机常到重庆轰炸，警报一响，人们都争相躲进防空洞，许晓轩却总是借机外出开展工作。有一次，许晓轩病倒了，病情稍有好转就又要出门。面对家人的担忧，他说，民族灾难这么深重，应当先保卫国家，有国才有我们的家，只有国家富强了，才会有家庭的安宁。
许晓轩工作认真，又有强烈的爱国信念和坚实的理论基础，很快成为了工人群众和进步青年热爱的领导者。及至1940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，他还用秘密方法和党员相互联系，组织和领导狱中的地下斗争，并多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，在难友中树立起了很大的威信，成为狱中秘密党支部核心成员。
在被关押于贵州息烽集中营时，有一位叫陈策的难友因不满敌人的残暴，拒绝外出参加劳动，遭毒打昏倒在地。许晓轩见状怒斥敌人，说：“你们这样蛮干，干脆把我们枪毙好了！”并带领难友开展绝食斗争，迫使敌人公开道歉。事后，许晓轩主动找陈策交换意见，肯定了他对敌人的反抗精神，但也十分坦率地指出：处在这样特殊的地方，不但要勇敢，还要讲究斗争艺术。
1946年7月，息烽集中营撤销，许晓轩被转押到重庆郊外歌乐山下的白公馆看守所。一次，难友宣灏在阅读传递党内消息的纸条时，被敌人发现并严刑拷问消息来源。就在紧急关头，又是许晓轩站了出来，他承认纸条是自己写的，还机智地自称是在放风时到管理室抄录的消息。敌人害怕自己会因失职遭到上级惩处，只好不再追究纸条的事情，却将许晓轩戴上重镣，关进终日不见阳光的地牢。经过这件事，敌人无可奈何地得出结论：许晓轩是一名不容易对付的共产党员。
许晓轩一次又一次地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保全了党组织和同志们，每当危险来临时，他就鼓励大家：“越是关键的时刻，我们越要叫敌人知道，共产党人是不可动摇的。”
近十年的监狱生活，从未磨灭许晓轩对革命的坚强信念和对党的忠诚信仰。有一天，他在做完苦工回监狱的路上，悄悄带回了一株石榴树苗，种植在白公馆放风坝。冬去春来，石榴树逐渐根深叶茂，年年艳花硕果，就像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许晓轩，即便是在狱中，也像海绵吸水似的抓紧一切时间读书、学习。有难友不理解，他说：“应充分利用时间，为将来打好基础。”
1949年10月1日，新中国成立了，这个消息让狱中的共产党员们兴奋不已，但敌人也举起了屠刀。许晓轩觉得不能再等待下去了，因为“死，也要死得其所”。对于自己和难友们被捕的经历，许晓轩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得失，而是“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，深入发现问题的根源。经常整党、整风，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，保持党的纯洁性”。
许晓轩的提议得到了《红岩》小说作者罗广斌和被关押在狱中的陈然、江竹筠、王朴等许多共产党人的积极响应，大家纷纷参与讨论，最终形成了凝结革命者的经验和教训、充满对党的感情和期盼的“狱中八条”，明确提出，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……
1949年11月27日，重庆解放前夕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。临刑前，许晓轩平静地对同志们说：“胜利以后，请转告党，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，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……希望党在胜利以后，经常注意整党、整风，提高党的战斗力……”随后，许晓轩从容就义。(顾文耘)